5月18日，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凤凰网公益主办的“六一”儿童保护倡导活动暨“女童保护”十一周年庆典在京召开。

现场发布了《“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业界专家、公益界代表和民政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呼吁健全儿童防性侵综合保护体系，为消除乡村儿童性教育的困境提供对策。

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致辞中表示，“女童保护”项目始终与党和国家儿童权益保障事业的发展同向同行，取得了丰硕成果。立足儿童保护这个微观领域，见证了党和国家推进法治建设、守护民生福祉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要组织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落实教育和保护儿童健康和安全的责任，形成强大合力。”

当下使用网络的未成年人逐渐低龄化，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性暴力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在今年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女童保护”团队联合多家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公益组织、媒体平台，共同发起“防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暴力”倡议，呼吁更多人关注未成年人被“隔空猥亵”等伤害的现状、预防和干预措施，深入探讨相关政策、法规、议题，希望引起媒体和公众讨论，并不断共同完善。

本次活动由著名主持人张越主持，百余名媒体记者线下或线上参会报道，观看直播的网友达百万人次。中国儿童中心副主任杨彩霞、团中央权益部副部长时迎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丹、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关爱服务处处长杨剑、全国妇联社联中心社会组织二部主任张媛出席本次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刘君竹，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报道》主编徐豪分别主持两个圆桌论坛。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提供场地支持。

著名主持人张越主持“六一”儿童保护倡导活动暨“女童保护”十一周年庆典

儿童保护任务艰巨 娱乐场所成近年性侵儿童案发地

王培安表示，科学、适龄的性教育是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的儿童性教育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一方面，部分地区和学校对儿童性教育重视不够，缺乏专业的教育师资和教材；另一方面，一些家长对儿童性教育存在误解和顾虑，担心教育内容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智能电子设备的普及，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和网络社交的隐匿性，给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代表团队发布《“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202起，受害人数517人，年龄最小的不到1岁。在受害儿童的男女比例上，女童占比近九成。

来源：《“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

来源：《“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

这是“女童保护”团队此系列报告的第11次发布，从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2023年为84.83%。2023年的案例数据显示，教师、教职工（含教练、家教、补习老师等）的作案曝光量依然占据最大比例；随着互联网使用的广泛化，网友作案的曝光率也呈较高趋势，2023年为19.15%，2021年网友作案占比12.50%。

来源：《“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

值得警惕的是，监护人作案在熟人作案的范畴内仍占据较大比例。常见的施害者包括父亲、继父、养父等亲属。这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家庭内部问题，受害者往往因家庭纽带的束缚、经济依赖、情感依赖或社会舆论的压力而难以揭露真相，因此往往会受到多次侵害。在本年度曝光的18起父母、亲属作案的案例中，多次实施侵害的有17起。

孙雪梅表示，考虑到家庭成员作案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女童保护”建议加强对家庭内部性侵害的监控和法律干预，为受侵害未成年人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例如落实政府部门、检察院、妇联、共青团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社会服务机构对有潜在风险家庭的定期访问，提高社区对此类问题的敏感性和响应速度。同时，教育部门应加强对儿童及其家庭的性教育和权利教育，确保儿童了解自身权利，知晓在遭遇侵害时的应对策略。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

“女童保护”统计，在202起媒体报道的案例中，表明性侵发生场所的有156起，其中发生在校园、培训机构（包括宿舍等）的有50起，占比32.05%；在施害人住所的有31起，占比19.87%；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有25起，占比16.03%；在受害人住所的是24起，占比15.38%；在宾馆、KTV等场所发生的是19起，占比12.18%；在公共交通工具、公园广场、电梯等生活服务场所的有12起，占比7.69%；在小区、村庄、校园附近等户外场所的有10起，占比6.41%。

来源：《“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

本年度案例中，校园、培训机构等场所的案发比例最高，这一特征与往年数据显示一致。校园和培训机构是儿童日常活动的场所，师生之间的亲密接触与信任关系，为有预谋的施害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施害人住所亦是本系列报告统计出的性侵儿童发生率最高的场所之一，这对家庭、学校对儿童的安全防范教育以及家庭监护提了警示。宾馆、KTV等服务娱乐场所也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性侵儿童案发场所。近几年的案例中，宾馆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不仅要面临行政处罚，还要向未成年被害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以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制度落实纳入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活动考核。

“女童保护”发现，全国有多地上线了强制报告小程序、在线提交系统等工具，旨在打通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的壁垒。从目前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发现的性侵儿童案例来看，由医院上报的比较多，从侧面也反映出强制报告制度的必要性和落实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李薇介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大众认知能力等原因，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很多规定落实有难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有很多顽症固疾，“比如校园周边的食品卫生、安全，含有不良信息的未成年人盲盒、手办，治理难度大，因为它们分散得广，极容易反复”。对于和未成年人保护有关的新兴业态、新兴领域，李薇呼吁多元共治。比如对于电竞酒店、点播影院、网约房的治理，因为这些都是最近几年不少性侵案件的案发地。检察机关将和相关部门加强协作，更好地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包括促推理论研究、制度构建。“我们肯定也会进一步做实综合履职，用尽量多的法律监督手段推动案件本身的办理和案件之外的社会治理问题的解决。提升线索发现的能力、调查取证的能力、综合治理的能力，提高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质效，加强宣传，凝聚共识。”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李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分为三个阶段，预防、发现和事后干预。“想要有很好的预防基础，相当于全民要懂这个事情，家长要懂，学校要懂，其他的社会成员都要懂，有情况就报告。预防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做的。”如何有效推进防性侵教育和保护工作？童小军强调，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责任越在家长和学校。家长需要有和孩子良好沟通的习惯，有基本的防性侵常识；学校是能系统地根据孩子成长的特征，提高儿童防性侵、识别性侵的教育场地。“很多不同领域的进校园活动会安排每学期一次，但孩子们获得知识的规律不是一次性的，需要有课时保障的、系列的、有社会化的课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

网络性侵儿童案呈多发态势 专家呼吁提高多方网络素养教育

“女童保护”统计，2023年度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中，通过网络发生的性侵案达到34起，包括线上作案和线下作案（网友约见面后实施性侵），在熟人（熟人圈）作案中占比15.8%，在案例总数中占比16.8%。在34起案例中，有11起发生在城市，2起发生在县城，另有21起案件未明确表述发生地。

来源：《“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

利用网络性侵案件极具隐蔽性，家长一般也不容易发现，未成年人由于有畏惧心理，即使发觉受到侵害也通常不会主动告诉家长。被发现的网络性侵儿童案例中，往往一起案例便有几十人受害。在34起案例中，1起案例受害5人（包含）及以上的有9起，其中受害人数达到14人、18人、40人的各有1起。

网络性侵儿童案例中多次性侵占比也较高，34起案例中，施害人多次实施性侵的达到了29起，占比达到了85%。这34起案件中，作案跨度最长的达到了6年，受害人为多名男性。

来源：《“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

根据“女童保护”历年统计数据，网络性侵呈现越来越多发的态势，2018年起，“女童保护”收到多起儿童和家长求助案例，均为儿童被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性侵。

孙雪梅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及，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机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低龄化，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犯罪形式也越来越多样；通过网络以儿童为对象的色情制品的传播也越来越多。网络性侵犯罪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问题，涉及技术、法律、教育等多个方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李薇介绍，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很多未成年人用网时没有使用未成年人身份，用老人手机上网，或是直接用成年人信息登录注册上网。因此李薇首先强调，实名认证是一系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的落地基础，包括防沉迷、防性侵工作。“所有的网络防范手段都是以确定用户是未成年人为前提，如果技术识别不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所有的防范手段都不会被启动。”

其次，李薇表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和自护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在完善网络体系的同时，如何让孩子提高自己的网络素养，提升安全用网的能力、辨识能力、自护能力，很重要。“性侵案中的14岁以下未成年人占比较高，他们也更容易成为网络性侵的对象，他们的认识能力、自护能力比高年龄的未成年人更弱。”

此外，李薇谈到了家庭保护的责任和重要性。家庭保护的问题不仅是责任的问题，也是能力的问题，所以这需要专业或者持续地去做这项工作。比如最高检和妇联、关工委等部门促推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家庭保护的不力问题，激发未成年人被侵害或者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高级合伙人，民革北京市委会法联会副会长王有银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高级合伙人，民革北京市委会法联会副会长王有银表示，今年1月1日生效的行政法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给家长和相关单位赋予一些义务。但在此之外，他建议扩大范围，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发挥全社会监督的作用，比如大众发现任何侵害儿童的软件或地点，举报即可奖励，再由法律部门查处打击，提高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如果不是全社会行动起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很难向前的。”童小军补充建议，可以在社区或地方上指定专人，随时随地监督该地区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事，赋予这个人权利、名声，随时报告给相关部门，从而引发更多的关注、重视和行动。

乡村儿童性教育开展难度大 专家建议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女童保护”统计，2023年媒体报道的202起性侵儿童案例中，有134起表明了城乡地域分布。在134起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72起，占比53.73%；发生在县城的45起，占比33.58%；发生在农村的17起，占比12.69%。这与往年数据趋势基本一致。可以看出，并不是“只有农村儿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险”，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面临被性侵的风险。

来源：《“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

“女童保护”认为，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也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被媒体曝光。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走过很多乡村，感慨儿童防性侵教育艰辛而颇具挑战性，需要让广大监护人懂得性侵对于一个孩子未来的影响是不可逆的。他建议防性侵教育参考乡村振兴工作因地制宜，宜渔则渔，宜林则林。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开建议充分发挥媒体社会监督、社会动员、社会信息服务的作用。比如通过媒体定期发布乡村儿童或者女童被性侵的报道，增加社会对该话题或事件的关注度；通过深度报道，让大家知道一些具体案例的严重性，让他们知道这是与每个人切身相关的事，是与未来生命的价值、认知、生活的幸福相关的，这些都将对乡村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开展起到一定积极影响，推动监护人提升认知。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开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雪梅长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她分析，在乡村推广性教育有两个绕不开的门槛，即家长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讲师队伍的专业能力。她认为乡村地区最好的性教育阵地就是学校，可以从内容、方式、方法上转变，顺应网络时代。“比如课程内容增加网络性侵的预防和处理，借助网络手段开设网络空间课堂，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受益。”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雪梅

贵州省桐梓县政协副主席、全国三八红旗手、 “女童保护”“拥抱青春期”志愿者讲师冯于桥分享了自己在乡村开展儿童防性侵教育工作的经验：与公检法司部门、妇联和教育部门、民政等部门紧密配合，制定从幼儿园大班到小学六年级的授课计划，争取让孩子们在学龄段接受两次小学版儿童防性侵课程，六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要在学龄段接受一次以上的“拥抱青春期”性教育课程，一半以上的家长应该是两年时间内接受家长版儿童防性侵课程。此外，她作为政协工作者，2022年开始就推动性教育健康课程在全市范围内落地。

贵州省桐梓县政协副主席、全国三八红旗手、 “女童保护”“拥抱青春期”志愿者讲师冯于桥

多平台联合发声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机会的增多，也越来越低龄化，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性暴力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这包括在互联网上的“隔空猥亵”，也包括利用互联网诱骗、威胁未成年人进行线下侵害。据“女童保护”团队不完全统计，2015—2023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中，通过网络实施的有197起。

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暴力防治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问题，涉及技术、法律、教育等多个方面，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广大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以及教育机构、家长、政府部门、司法部门等共同努力、协作。

在2024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女童保护”团队发起成立的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汇集研究了已有的相关议题，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结合问题与实践，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抖音公益、凤凰网公益、微公益、哔哩哔哩公益、灵析等多家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公益组织、媒体平台，发起“防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暴力”倡议，呼吁更多人关注未成年人被“隔空猥亵”等伤害的现状、预防和干预措施，并对相关的政策、法规、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引起媒体和公众讨论，并不断共同完善。

“防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暴力”倡议联合发起方代表

倡议内容包括：1. 强化涉未成年人内容审查，畅通举报渠道，强化响应处理机制；2. 提升监护人网络素养及防范未成年子女遭遇网络性暴力的能力；3. 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网络素养和法治教育，增强其安全自护意识和能力；4. 构建全社会防范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性暴力的安全防范教育机制；5. 建立大众对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是本次活动的指导单位，会长阚丽君期待“防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暴力”倡议的有效落地，让更多父母安心地让孩子学习，远离网络风险。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阚丽君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下称“众一基金会”）秘书长张颖倩介绍了《女童保护及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2023年度，“女童保护”仅儿童防性侵课程授课超过5万节，覆盖儿童逾238万人。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颖倩

同时，众一基金会有完整的线上线下培训考核流程，以保障“女童保护”和“拥抱青春期”两个项目的志愿者讲师的专业性。张颖倩还介绍了由众一基金会和北京青少年法律研究中心联合成立的“法援蓓蕾”项目在2023年的进展，截止目前已为20个遭遇性侵的女童提供法律援助。

“法援蓓蕾”项目志愿者、律师冯嘉昱现场分享了她过去一年的工作观察和感悟。她认为，社会环境不友好程度和加害人的作恶程度是相当的，很多被老师伤害的受害人，最后又成了校园暴力的受害者，被霸凌到不得不转学。“现在社会已经友好得多了，但我们还是认为社会友好程度应该增加，对受害人的歧视和伤害应该再减少，减到为零，因为被伤害并不是受害人的错。”

她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政府加强监管，很多受害未成年人的基础权益保障需要政府提供干预；二是针对强制报告责任主体推出奖惩制度，现阶段强制报告制度还没有办法完全普及，负有报告义务的人还不能第一时间站出来。

“法援蓓蕾”项目志愿者、律师冯嘉昱

据介绍，截至2024年3月，“女童保护”在全国31省份相继开课，通过面对面授课覆盖儿童超990万，覆盖家长超82万，惠及总人数超1072万人，也参与倡导和推动儿童防性侵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由“女童保护”延展的姊妹项目“拥抱青春期”项目已为47.4万青少年开展了性教育，“法援蓓蕾”项目已为20名受性侵女童提供法律援助。

本次活动上，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校友们向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捐款11.6万元，用于非限定支出。

长江商学院校友捐赠仪式

张子鹏（newsmedia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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