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撰文对东北振兴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在2020年出版的《中国东北转型通论》基础上，针对原提出的“三重锈带”，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东北“加力振兴论”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变“三重锈带”为“四新突破”的主张。其要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加力振兴首先往体制上“加”——切实推进东北体制的“基因再造”，真正构建起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针对“结构锈带”，建议以“四拓”（即 “拓需”“拓数”“拓区”“拓绿”）为基本思路， 着力开拓创新四方面经济结构；加力振兴往开放上“加力”——以“向北开放”为契机，把东北打造成国家“对外开放的新前沿”；针对“文明方式锈带”，以培育新时代文明为战略取向，在东北切实促进中外文明包容与交融。

从1979年参加国务院原财经委员会“东北结构调查组”始，笔者便与东北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自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以来，更是多次深入东北调研和探讨，引发对东北一些深层问题的思考。在多年调研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2020年出版了拙著《中国东北转型通论》，并列入“东北振兴丛书”。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三重锈带说”，即：“体制锈带、结构锈带、文明方式锈带”。该书出版后在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引起反响：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负责同志发表评论，赞同“三重锈带说”及其相应方略；有关刊物发表访谈录，探寻创作《中国东北转型通论》的心路历程；学界也发表了评论文章。

2024年三四月份，笔者再次去了东北，重点对吉林省相关地区进行调研。在梅河口市博物馆见到一座碑（原件在海龙镇，原海龙县府驻地），碑文写道：“愿后任加力振兴，宏开气宇，世所厚望”。也许因笔者在国家宏观研究院工作吧，见到“宏”字很开心。一查，原来是光绪年间所立，一百多年前东北地方官员就提出“加力振兴”，而且“愿后任”如何如何，心灵受到震撼。笔者把它看作是前任对后任的一种嘱托或交代，我们这一代人应能对得起前辈才是。

正是这段碑文引发自己对“东北加力振兴往哪里加”的思考。出于“探索未知”的内心驱动和研究东北振兴的责任，决定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基础上，再写一部《中国东北转型新论——加力振兴论》作为《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之第二部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健全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的论断：中间这个“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是关键，但也不应丢掉“健全推动”这个前提，尤其不能忽略“制度和政策体系”这个落脚点。那么，东北全面振兴怎么才能取得新突破呢？“加力振兴”我们的力应该往哪里加？本文提出变“三重锈带”为“四新突破”的主张，与社会各界共同探讨。

01

加力振兴首先往体制上“加”：切实推进东北体制的“基因再造”，真正构建起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东北振兴遇到的第一位问题是体制问题，这是东北最深刻的也是最大的问题。《决定》特别提出“健全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制度和政策体系”，点到要害处。这涉及东北原来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问题。

最近，因为美国大选，在国际上由特朗普当选而引发关于“保守主义”问题的讨论。这一点与中国东北关系密切。笔者首先澄清：“保守主义”一词，在中、美两国语境下，含义完全不同。

特朗普的“保守主义”：“保”的是啥？“守”的是啥？是“基督文明和资本精神”。而中国的“保守主义”，“保”的是啥？“守”的是啥？捅破了：是“反市场”的陈旧传统！这是中美两国对“保守主义”内涵把握的不同之处，不可混同。

经过长期调查，笔者深感东北体制的“基因”存在问题。此“基因”的基本精髓是：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传统理论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要被消除。”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格格不入。两者不可兼容：要搞商品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经济。这是东北过去长期流行的观点，其骨子里面是“反市场”的，因此大搞计划经济。这种弊端一直影响到今天。东北振兴务请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则无从谈起。

笔者曾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提出“计划经济东北三最论”，即“引进最早，退出最晚，影响最深”。它不仅影响经济，而且也成为影响整个东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最大障碍。

面对着这种传统影响，前二十年的东北振兴，也在力求并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应该肯定；但鉴于计划经济在此根深蒂固，东北的市场化改革步履维艰。

考察一个地方的“体制”及其改革现状，主要是看实际的“经济市场化指数”（包括总指数与分指数）。通过指数分析就能看出：东北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到底怎么样了？在全国居于何种地位？特别是“短板”在哪里？

笔者在2020年版的《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中曾引用了王小鲁教授等2019年出版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当时拿到的是清样）。在写作新著《中国东北转型新论——加力振兴论》过程中，王小鲁教授再次发来迄今最新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年版），提供了研究东北市场化的新材料。

首先看市场化总指数。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年版），辽宁排在第14位，居全国“第二方阵”（中游水平）；吉林排在第21位，黑龙江排在第24位，皆在“第三方阵”。显然，从各省区市排名来看，改革第一方阵没有东北，这是现实。

在这些新材料中，笔者关注的是东北的“短板”在哪里？经寻找比较发现东北存在四个短板。

第一个短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基本的短板。除辽宁排位居中（第13位）外，黑龙江、吉林排第20位前后。三省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政府控制资源的比重过高（或者说“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较低）；二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度高；三是政府的规模偏大。值得关注的是，近年辽宁在“缩小政府规模”方面，排名下降至第三方阵（第21位）。东北带有明显“大政府”特征，与当年海南首先倡导的“小政府、大社会”目标，不相符合。

第二个短板：国有资产比重“超高”，相关联民营经济在全国位次“超低”。根据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截至2022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国有及控股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的比重， 黑龙江为59.77%，吉林为61.45%，辽宁为43.21%。与全国此指标平均水平 （37.72%）相比，辽宁超出5个百分点，吉林、黑龙江超出20多个百分点（企业活力待提高）。相形见绌：民营经济明显滞后。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年版）：在全国民营经济100强中，大部分都在南方地区，东北太少，辽宁8个，吉林1个，黑龙江1个。非国有经济黑龙江排第21位，吉林排第25位。而从最新《202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看，情况更差：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东北三省只占5户。其中，辽宁3户：位于第42位的大连中升公司（零售业），位于第150位的禾丰公司（农副产品加工），位于第265位的嘉晨公司（金属冶炼业）。吉林只有1户（位于第158位的修正药业）。黑龙江只有1户（位于第99位的东方集团公司）。可见，极少打入500强（只有5户，只占1%），而打入100强的只2户，微乎其微，这与东北地位极不相称。从面上看，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所占比例低，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乡总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也低。

第三个短板：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不理想。在产品市场化方面近年有进展，但在“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和2019年新增的“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方面，分值不高，关键是在“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方面，缺乏突破性。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在“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方面，需要有重大突破。

第四个短板：东北营商环境不理想。综合《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年版）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营商研究联合课题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3》，从总体看，东北营商环境仍不算理想，报告显示大体处在中下游水平。

下一步怎么做？笔者提出应继续推进东北体制的“基因再造”，补足“市场短板”，以真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要从四方面加力。

其一，针对第一个短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力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真正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此同时，要切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体要砍“三板斧”：一是“砍下”政府控制资源的比重（或者说提高“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二是“砍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三是“砍缩”政府规模，至少要遏止住近年“政府规模越来越大”的倾向。

其二，针对第二个短板，在搞活国有企业的同时，做大做强民营经济。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笔者曾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出“国有企业增强活力，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十六字建议。现在，笔者依然坚持这一从东北实际情况出发的改革思路。

笔者建议重点抓住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切实“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实行“两平一同”，即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二是“产权保‘饭锅’”，“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三是严格实行“法治”，“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笔者再次建议， 用法治去掉“悬在人们头上‘消灭私有制’的悬剑”，从根本上稳定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特别关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上述精神，不仅体现了市场体系的平等性，而且体现并贯穿了所有制关系的平等性和法治的公平性。这是相当深刻的。它“深”在夯实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

其三，针对第三个短板，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重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具体来说，要建立并完善劳动、土地、资本、知识与技术、管理、数据六个“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切实引导生产要素的配置。这里的关键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

为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推进东北地区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七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路径，笔者于2024年8月在黑龙江交易集团实际调研中了解到，该省自然资源厅委托要素市场，把金银铜矿七个探矿权项目进行市场交易，起始价为303万元，但经3 733轮竞价，最后交易成交价高达2.009 6亿元，平均溢价率高达6 532.44%。可见，“要素市场是个宝，东北绝对离不了”。这一案例对东北要素市场化改革，很有参考价值。

其四，针对第四个短板，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尤其把政府透明、资源获取、竞争公平、社会信用等，作为主攻方向。

02

针对“结构锈带”，建议以“四拓”为基本思路，着力开拓创新四方面经济结构

“加力振兴”第二个方向就是“力”往结构上“加”，怎么“加”？经过近期新的调研，笔者形成自己的“四拓”思路，即“拓需”“拓数”“拓区”“拓绿”。下面简要阐述之。

1.“拓需”：以拓展需求为重点，着力创建需求导向的“需求与供给相结合”的供需结构

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东北近几年在“供给结构”的调整方面，围绕 “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一降（降成本）”，依靠行政手段（也部分运用市场机制）做了大量“调整性”工作，一些行业和地区的产能、库存、杠杆确实有所“去掉”， 成本也有所降低，工作是有进展的。但是，从现实来看，对“拓展需求”重视不够，“拓需”力度也比较欠缺。

对于供需结构，笔者在2015年8月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一书中，开篇就提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主张需求在先、供需结合、两端发力。该书刚一出版受到肯定，但之后引起学术讨论。基于对现实的了解，笔者当时以《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为题，撰成学术论文在《改革与战略》杂志2016年第3期发表。

几年过去，现在需求问题已经成为包括东北在内的各地经济最突出的矛盾。需求问题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更关乎社会公平与民生福祉。下一步，建议采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并把需求放在首位，以提高“居民消费率”为抓手，切实在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上下功夫。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东北“居民消费率”指标，必须相应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解决居民医疗费用、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激发东北一亿多消费者的消费潜力，为东北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内源型”动力。

2.　“拓数”：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因地制宜开拓创新东北的产业结构

笔者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我见》曾指出：“新质生产力‘新’在哪里？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政治经济学所讲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都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我们不妨想想，从ChatGPT到Sora，光是AI（人工智能）的参与，就能使劳动者和劳动工具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对一些行业来说，有价值且具有‘非消耗性’甚至在使用中还能‘自我衍生’的数据要素，或许比土地等传统要素更诱人。而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还将带来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务请大家注意：当今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浪潮，不仅仅是一个平台或具体业态问题，而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有意思的是，《浙江日报》在发表上述文章时，还特意把笔者2013年主笔出版的《创新立国战略》二维码在文后刊登。为什么？笔者在该书“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分，曾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培育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环境保护、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后来看到，二十大报告讲了七大产业，其中六个“不谋而合”，但多了个“人工智能”，少了个“新能源汽车”，可能现在已经成势，全球都在受益。

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笔者建议还要“抓新兴，带两头”：一头是“带传统”，因为东北的传统产业有优势，要用高新技术改造和赋能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另一头是“带未来”（包括未来的量子和航天产业等）。

3.“拓区”：外拓东北与外地区域合作、内拓东北本身的区域一体化

前面分析的是供需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区域结构问题。

笔者研究深感东北地区不仅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农业、资源、科技、人才的聚集地。如果把整个国家图形看成“金鸡”的话，中国东北就像是“金鸡”昂起的“头颅”，至关重要。

完整地讨论东北区域结构问题，不能“就东北谈东北”，而应该包括两个方面：“跳出东北看东北”和 “钻进东北看东北”。

首先，“跳出东北看东北”：外拓东北与外地之间的区域合作。

其一，南北两端合作。2022年2月18日，笔者曾提出一个《关于促进东北与海南深度合作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在海南调研了九个市（县）形成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①人流。按照国家公布的调查资料，东北三省从2010年“六普”至2020年“七普”十年间，辽宁省流失115万，吉林省流失337万，黑龙江省流失646万，合计流失1 098万（不含内蒙古自治区东五盟）。这1 000多万流到了哪里？由于自然气候和政策等原因，相当一部分来到海南。即使按照最保守的10:1到海南估算，十年间至少有110万左右东北人到海南。除了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以外，还有大量居住不到半年的所谓“候鸟人士”，其中到三亚、乐东居多。

②物流。海南的航天、海洋装备、石化装备等，很多是东北制造的，而热带农产品则是“海南补东北”。

③资金流。在调研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东北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一部分已到海南落户投资。此外还有技术流、信息流等。

如何发挥在海南“百万东北大军”的人才、资金、商品、 技术和信息的能量以及对家乡东北的感情，借鉴海南自贸港的可行做法，促其与东北深度合作？是一篇尚未破题的大文章。

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关于促进东北与海南深度合作的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其二，东西两端合作。2022年10月30日，在第8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东北全面振兴”专家座谈会上，笔者在《论欧亚新变局下中国东北与西北（新疆）“双向联动”战略》中，建议东北和新疆进行实在的产业合作。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合作。

①能源合作，包括石油、天然气以及光伏发电新型能源。

②矿产采掘合作。东北因部分资源枯竭，设备和技术能力未能充分发挥；而新疆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昆仑山），过去因为没有铁路，矿产运不出来。2022年6月16日，和田到若羌的“和若铁路”开通运营。建议东北资本与新疆资本合作共同开发矿产业（重点是昆仑山的矿业开发）。

③装备制造业和数字产业合作。东北有此优势，相对来说新疆较弱，双方可以合作。有些曾经流出东北的产业，可以用适当方式使其双向交流（如“新疆特变电”与“沈阳特变电”）在两地开花。

其三，发展“飞地经济”。笔者在黑龙江调查期间，发现哈尔滨市江北新区产业园中，办得最好的是“深圳产业园”。它不仅给哈尔滨市江北新区带来生机、活力和收益，而且也给深圳的优秀企业（如华为集团等）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可谓互利双赢。

现在，深圳等南方城市受地域限制，难以进一步“施展拳脚”。为此，近年采取“深汕模式”，在“飞地经济”上做文章。笔者由此想到：东北地域辽阔（仅仅黑龙江一省面积就达47.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近三个广东、近五个浙江），能否主动提出发展“飞地经济”呢？这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合作共赢，而且会带来中国南北之间的“文明交融”，何乐而不为？

此外，“跳出东北看东北”，外拓的空间广阔，还包括与东北毗邻的京津冀地区合作等。

至于“钻进东北看东北”，内拓东北本身的区域一体化问题，在前著《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中，曾经提出以“哈长沈大”为主动脉，以“四纵四横”为骨架，逐步实现东北全区经济一体化的构想；近来又补充性地提出“打通‘新东道’，以实现辽吉黑三省东部地区一体化”的计划。

4.“拓绿”：以“绿色”为底色，创建东北“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结构

这个结构性问题，不仅关乎东北地区，而且关乎全国，关乎东亚，甚至也涉及地球未来。

因为，在生态方面，东三省均是我国的自然资源大省，土地资源、森林资源都颇为丰富。数据显示：森林面积、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占比均居全国前列，堪称拱卫我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

46年前，笔者在对黑龙江伊春林区和西部牧区调研中，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森林“过度砍伐”、草原“过度放牧”等，对这种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深感忧虑”，于是撰写了一篇论文——《“竭泽而渔”后患无穷——经济工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发表，被《光明日报》转载。几十年后，“竭泽而渔”后患无穷，不幸而被言中。《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作为史料附录了这篇论文。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其中完整明确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根据绿色发展理念，东北应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这里笔者提个醒，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减碳或者绿色发展，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减碳；二是通过结构调整（如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等）来减碳；三是通过政府规制（如严格控制“两高”项目以及开征环境税等措施）来减碳。这些都是重要的。

除此之外，笔者提供第四条路线，即用“产权”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机制，解决资源的有偿使用和生态的补偿。在这四条线中，这条线是最薄弱的。下一步，应培育现代生态文明形态，确保我国的生态安全。对此，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命运共同体立命的探索》一文中有系统阐述，可供参考。

03

加力振兴“力”往开放上“加”：以“向北开放”为契机，把东北打造成国家“对外开放的新前沿”

在2020年版的《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中，笔者是把“封闭性结构”作为“结构性锈带”提出的。在《中国东北转型新论——加力振兴论》中，打算把开放问题单独列出，作为“四大突破”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曾相继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1988年）和《积极创建远东经济特区》主张（1989年），并建议“以图们江地区为前沿”。2018年12月，在当年“东北振兴论坛”上，则进一步提出“向北开放”的构想。对此，2019年1月9日新华社作了报道，题为《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向北开放》。

四年之后，2023年9月7日，中央第一次作出“向北开放”的战略决策。当年11月，在大连举行的“东北振兴论坛”上，笔者谈了当初提出的“向北开放”的三点内涵：第一，放眼于整个中国（当然重点在东北），而非仅仅指黑龙江一省。第二，“向北开放”应面向东北亚，而非仅仅面向俄罗斯一国。第三，在“向北开放”思路中，还包括由中国东北港口——或借用俄罗斯港口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或借用朝鲜港口（如罗津）——出发，通往北冰洋，从而连接到欧洲。因此，提请注意，在贯彻落实中，切勿把“向北开放”战略狭隘化、简单化，“全面准确把握为好”。

东北开放“新前沿”新在哪里？

第一，新在“地域”：争取区域突破。例如，吉林珲春图们江出海口地带，这里距日本海只15公里，“南朝北俄”，但江面上中国船是有航行权的，如能获得解决，那里将是一块航运和开放宝地。

第二，新在“领域”：特别是高新技术与要素领域。2024年笔者正式提出《关于在大连创建国际要素交易市场的构想》，已经在《辽宁经济》公开发表，希望在实践中有所推进。

第三，新在“倒逼”：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及其带来的相应改革。CPTPP的文本共30章，涉及投资等六大领域，它在一些新的领域和议题上制定了全新的规则。看其中的条款，联系中国的现实，突出涉及这样五个问题：① 国企改革问题。所谓“非商业援助”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其规则与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相比，约束的范围更大。② 市场准入、公平竞争、隐性壁垒的问题。③ 保护知识产权问题。④ 劳工权益问题。⑤ 环境保护等企业社会责任。

“向北开放战略”需要有具体实施举措：笔者建议辽宁省应注重辽宁港口的发展与新东道的拓展；吉林应重视已经列入国家决策的“长吉图”战略；至于黑龙江，笔者已经在“太阳岛论坛”提出其“向北开放”的八点建议，不再重复。

04

针对“文明方式锈带”，以培育新时代文明为战略取向，在东北切实促进中外文明包容与交融

文明与市场经济是配套的。根据笔者这些年的调研，中国南北问题的实质是文明的落差，希望能引起重视。建议把握以下四点。

其一，摆脱“官本位”束缚。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由于东北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整个社会联系体系的官僚化”，此问题虽然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但东北尤甚。事实表明：经济的非市场化与行政的官僚化是恶性互动的，经济越是非市场化，行政则越是官僚化。“官本位”不仅对经济发展造成障碍，而且对人自身的发展更造成障碍。建议从削弱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入手，多管齐下，克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

其二，在摆脱“官本位”的同时，立足东北实际确立“人本位”（或称“人本根基”）理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最闪光的思想，是“新社会的本质”和根本价值目标。中国改革发展的“人本根基”就在这里。

要认识到，在中国新阶段，构建并实现“三高”（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需“高人”，“高人”重点体现在“三大人群”。

第一大人群是劳动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同时针对户籍制度改革、就业、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作出一些细化的规定。我们必须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发挥东北数千万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大人群是科技人员。这里的关键是科研创新人员的“职务发明”成果产权分割问题。拙著《广义产权论》（2009）曾提出：“还应将这部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该单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但这些年教训惨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这意味着人本要素将“放手”，从而使“人本产权”的价值得到进一步释放。

第三大人群是管理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弘扬企业家精神。”为什么特别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这是实现“三高”（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我们究竟要弘扬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一是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精神，二是勇于开拓创新精神，三是注重协调包容的精神。如何把“弘扬企业家精神”落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处？笔者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出了六条意见。此文已在《国家治理》杂志发表，不再赘述。

总之，人本根基扎得深，就能激励调动人。当然上述深向“人本根基”的改革举措能否具体落实，进一步激发人的创造潜能，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做出艰苦的努力。

其三，培育“契约精神”，缔造诚信社会。契约精神是人类先进文明的标志。与东北市场经济不发达相连，契约精神的氛围不够浓厚，“酒桌拍得响，过后不认账”。针对契约精神的稀缺，需要进行“契约补课”，并把“契约精神”列为优化营商环境之首。

其四，促进中外文明的包容与交融。在这方面，东北是有条件、有基础的，不仅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大金刚”具有异国风味，而且在只有几万人口的二道白河小镇，也有“天福街”和“艾丽斯风情街”等。建议在东北发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注重借鉴吸收国外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东北成为文明包容与交融的希望之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常修泽，本文转自《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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