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国内经济是严峻的，无论是官方、学界还是资本市场都认识到了。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很容易，但背后的现实是残酷的。我们经常讲一句话，经济数据宏观上是大势所趋、前后左右、东西南北，微观上是社会百态、万家灯火、悲欢离合。

更深远去想，时代的一瞬间，对普通个体而言，可能就是几代人的命运。

本文为管院长近期在某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来。

文/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01

形势紧迫，特别要重视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说实话，从我个人从业的角度来看，确实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严峻危机的状况，我希望以后不要再见到了，希望这是一个底部，当然这是一个善良的愿望。

两个问题是关键：一是增长，二是就业。

关于经济增长。国内有机构测算中国2022年二季度GDP增长有可能跌破4%或3%。这是大概率，甚至可能更差。从国际机构对全年的预测看，OECD预测为4.95%，IMF预测为4.4%。显然，这没有充分考虑三月以来中国疫情情况。很多机构给出不同预测，今年大家对经济分析预测分歧比较大，有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国内的疫情防控政策，有些国外机构甚至给出更悲观的预测数据，实际上现在争论这个问题意义并不大。

从目前观察和感受到的情况看，在二季度中，原来我们希望在4月底结束目前疫情防控的状况，现在看要到5月底了，有些地区甚至要更久，这对经济的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没有增长就就没有一切，增长是基础。事实一再提醒我们，发展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关键。

关于就业问题。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比3月上升0.3个百分点。有媒体机构给出的青年人失业率，十分惊人——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为18.2%，创下历史新高。其他一些媒体和机构也给出了数据，非常惨淡。年轻人现在的就业率太低了，失业率太高了。无论是媒体和机构提供的调查统计，还是我们自己切身的感受，问问各个学校的书记、校长、院长们，问问身边的这些学生，包括和往年的感受相比，大家都能体会到。

我想说，这届年轻人太难了！现在整体上对年轻人的各种环境确实非常不友好，这一届年轻人好难。我希望在考虑就业问题时，特别要考虑年轻人的就业，稳住年轻人的就业。这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对个体而言，这是生存与发展；对社会而言，这是稳定和公共政策；对国家而言，这是储备和希望。

我常想，回到20年前，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想，会不会绝望？会不会躺平？会不会怀疑一切、批判一切？

02

执行中央政治要求不能运动化，要用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落实政治要求

除疫情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和这几年经济下行，与信心有关，与“预期转弱”有关。最近流行一个词叫“非意图性后果”。

我自己观察到的现象是2021年以来非意图性后果比较多，我们自己也在分析原因。我们发现出现了非意图性后果之后，有的进行了政策纠偏并且起作用了。比如2021年年底为了完成双碳目标很多地方拉闸限电，从上到下都做了政策纠偏，很快也得到了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范例。但有的不是没有纠偏，是发现纠偏不动，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这体现在很多行业里。

我们分析原因是，各部门在落实中央要求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一点，中央的政治要求不是现实的法律制度，要把政治要求和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要用法律法规制度构建来落实政治要求，体现党的领导，不能运动式落实政治要求。

根据政治要求从建章立制的角度去进行共同富裕、互联网管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教育行业改革等等，依法合规去进行行业管理。从企业角度，还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从党政机关角度，法无授权不可为。

企业、市场、资本、投资者，是不怕要求严，怕的是不明确、无法量化、边界模糊。从这个角度来看，落实中央各个领域的政治要求，主要靠各个部门通过建章立制，完善原来的法律法规体系去实现，而不是直接把政治要求直接通过行政命令或行政措施的方式去落地。如果在做政策执行钱能够跟相关的行业从业者、企业有比较好的沟通，做好预期管理是比较好的情况。

问题不是不清楚，办法不可谓不多，为何仍然是这种局面？值得深思。

我们现在的很多讨论，见小而不见大，揪着一个细枝末节长篇大论，主要矛盾没有人说、不敢说、不能说，这是可悲的。其实哪有那么复杂，无非就是两个大问题：法治化、市场化。再具体一点，就是：必须以法律保护产权。

03

必须尽快恢复金融和经济的流动性

流动性有多重含义，这里不细纠。表达也许不够严谨，但愿词达其意。

先看金融流动性，从2021年下半年政府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但从“宽货币”到“宽信用”迟迟传递不下去。从2021年央行第三季度例会开始就提出放松货币闸门，后面闸门松了，降准了，但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无论是信贷还是对实体企业的支持都传递不下去，当时考虑到有疫情，有部分城市自然灾害的原因。2021年第四季度下大力度，下决心通过降准降息的方式松动货币“闸门”，不过直到现在实体经济的需求还是比较微弱的，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始终走不通。这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史和金融史上极其少见。甚至可能比1998年通货紧缩危机，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更为严峻和明显。金融流动性的停滞逆转可能是因为经济下行的影响，可能是因为疫情冲击，但实际上是信心问题。这时需要用超常规政策把金融流动性重新启动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负循环，逐渐的收缩。现在金融、地产、互联网，一级、二级，几乎都在收缩，如果你认为这还是正常现象、这还是政策想要的效果，那就没法讨论了。

再看经济流动性，这主要体现在交通物流通畅与否。有关部门已经开会进行了讨论，在疫情防控中部分地方出现交通物流的中断，政府部门进行了纠偏，有所改观，但效果并不明显。一个经济系统的“动脉和毛细血管”都出现梗阻，这就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了。

04

“印钱”、“烧钱”、“发钱”，“发钱”是关键

现在的建议很多，大家也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尽管侧重点不同。我认为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解决。除了根据疫情情况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关键问题是要胆子大一些，要有超常规的举措，我称之为三个“钱”，印钱、烧钱、发钱。

首先，“印钱”是继续保持货币闸门相对宽松。要毫不犹豫的继续降准降息，消除既要又要的保守思想。两害相权取其轻。

其次“烧钱”是做一部分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新基建投资，这是必要举措。对基建投资和地方政府加杠杆，要避免“妖魔化”思维。

最后是“发钱”，这是关键问题。2020年很多学者都提过，大家分歧都比较大。我个人是坚持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要从过去的印票子，拉动基建投资，进而拉动整个经济的模式，转向印票子、给脆弱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直接发现金，拉动消费来实现经济管理或者经济引擎启动方式的转变。在这三个“钱”中，发钱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政府尽快扭转局面，解决两个流动性问题的核心抓手。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根本之计在于：休养生息、宽政待民、保护产权、不折腾。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就是：每一次高速增长和繁荣，都是来源于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而一直不变的背景和基础就是：法治化和市场化。

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的人民，给点阳光就灿烂。大灾大疫之年，要休养生息、涵养水源，不着急、不折腾、不树敌、不空谈、不高调。尽管我们面临各种内外挑战、压力，但我想，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人民安居乐业、充满信心，就没有什么我们战胜不了的困难。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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